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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来军:某些涉外著作权登记认证不宜再“空转”|名家专栏

作者:    时间: 2018-10-18 15: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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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来军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副主任。曾任职于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多年从事著作权法律研究和著作权行政管理工作,参与过我国著作权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起草、修订和具体实施。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任职期间,长期分管作品登记、软件登记和著作权质权登记工作,并兼任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在2011年7月启动的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中,被聘为“国家版权局《著作权法》修订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入选2016年度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担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负责人。著有《著作权登记制度概论》,填补了这一领域我国学术和出版的空白。




1995年以来,根据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协议和国家版权局的有关规定,我国陆续开展了出版境外音像制品合同登记复制境外音像制品合同登记和涉外电子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合同登记等一系列涉外著作权合同登记工作,并在登记过程中设置了认证环节。所谓认证,是指在办理合同登记过程中,凡是属于国家版权局指定境外认证机构认证范围的,登记机构将有关的授权合同信息通过境外认证机构进行核实。国家版权局已先后以不同形式批准了香港影业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美国电影协会、美国独立制片人美国商业软件联盟、美国软件出版商协会、美国交互式数字软件协会日本唱片协会、韩国著作权委员会、台湾著作权保护协会等为认证机构。在办理上述合同登记过程中,由这些境外机构分别对其成员的有关授权信息进行核实,或者对与其他授权是否涉及其成员的权利的信息进行核实。

应该肯定,在认证工作开展的前期,认证对于遏制音像领域猖獗一时的假授权现象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涉及美国电影和国际知名唱片公司的录音制品的出版,通过美国电影协会和国际唱片业协会等对来自境外的授权进行核实,及时发现并制止了相当数量的虚假授权,既有效保护了境外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履行了国际义务,同时也维护了我方被许可人和出版单位的利益,使其免遭被诉侵权之苦,还间接为他们与权利人建立联系以及进一步合作提供了便利。

但是,随着出版单位著作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观念的加强,并逐步了解和建立了境外授权的正常渠道,虚假授权现象骤然减少。在这段时期,认证的作用更多体现在认证机构对其会员的授权进行的确认,同时逐渐显现出为被许可音像单位获得专有授权的提供证明的作用。近年来,由于音像市场整体不景气,引进境外音像制品出版的数量急剧下降,涉外音像合同登记量也随之减少,需要认证的数量也越来越少。在其他领域,如涉外软件和电子出版物的授权,由于涉及美国认证机构会员的作品极少,认证机构几乎没有核查出虚假授权。认证机构对其会员授权进行确认的也寥寥无几。至于近几年指定的日本和韩国等认证机构,由于我国出版单位引进这两个国家的节目数量不多,合同登记中涉及与之有关的授权以及认证数量都有限。两岸关系中的著作权认证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认证制度实行过程中也不断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部分认证机构始终无法进行有效认证,对认证机构会员授权的确认流于形式,使用作品中非会员授权比例增大,导致认证空转等问题。此同时,著作权认证的负面作用日趋严重,出现了诸如认证不及时影响正常交易,认证机构随意开具证明干扰合同登记工作,认证机构代表处从事超范围业务活动以及认证机构内部矛盾导致认证工作复杂化等现象。这其中,最严重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莫过于某些认证机构无法进行有效认证,认证工作多年来一直处于“空转”的状态。最为典型的要数美国三家机构对涉外电子出版物和软件的认证。

在认证工作开展初期,若要有效进行认证,认证机构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一是认证机构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作品或其他受保护的客体在中国拥有比较广泛的市场;二是认证机构在本国或本地区具有代表性,其会员在当地的权利人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三是认证机构拥有其会员作品较详细的信息资料。美国电影协会和国际唱片业协会的认证之所以在早期有着良好的成效,就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上述条件。但同样是早期被指定的香港影业协会,因为其本身在当地并不具有代表性,其会员数量在当地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较低,而且协会缺乏会员的详细资料,又不能保证与会员的良好沟通,所以该协会始终无法及时有效地对相关授权进行核实。即使是国际唱片业协会这样的全球性协会,实际上一直只负责亚太区会员的认证,而对日本等直接由协会总部管理地区的会员的授权,始终无法进行认证。随着指定日本唱片协会作为认证机构,解决了日本地区的认证问题,但对于其他地区如欧美地区,认证始终未能涵盖。而对于美国商业软件联盟等美国软件协会来说,由于从一开始它们就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一直无法进行正常的认证工作。

按照有关规定,我国出版单位引进境外的电子出版物和软件复制发行,应当与境外权利人签订授权许可合同,并将合同报所在地的省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登记机构在受理合同登记申请后,应将相关授权信息通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与上述美国三家软件协会联系认证。与音像出版情况不同的是,我国引进境外电子出版物和软件复制发行的种类和数量始终数量有限,且授权方所在的境外地区也不集中,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授权更是有限。即使这样,由于美国三家软件协会不具备上述条件,经过其认证的相关信息绝大多数得不到确切的回复。加之美国这三家软件协会的认证联系工作是其他机构在京代表处负责,且人员更迭频繁,致使这三家协会的认证工作多年来一直基本处于停顿,认证环节长期处于“空转”的状态。近几年,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以游戏为主要内容的电子出版物的引进数量有所增加。但授权方多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省。所以,这三家认证机构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有关的认证工作环节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这种状况应当及时终止。

此外有关认证中出现的其他问题也不容忽视。总体来看,著作权认证实际上是为了配合涉外著作权合同登记工作有效实施,针对虚假授权现象所采取的措施。在合同登记实行的初期,为了突出合同登记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快速有效地解决普遍存在的虚假授权问题,管理部门根据虚假授权所涉及的领域和地区,与境外相关权利人组织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他们对授权关系进行核实,及时发现和制止虚假授权,并形成工作合作机制。这种工作合作机制是建立在特定环境基础上的,有着明显针对性。随着时间推移,虚假授权现象的迅速减少,这种工作合作机制的使命早已完成。如果仍将这种工作机制作为一种长效机制继续维持、延伸和推广下去,结果不仅使认证流于形式,还会因此引发其他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此外,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和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履行职责,不宜以境外权利人组织和相关机构的活动作为限制或前提条件。况且,境外权利人组织或者相关机构的证明效力和证据力是值得商榷的。这些组织机构证明通常是依据它收集的会员或者相关成员涉及著作权归属和授权关系的信息资料所开具的。这种证明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权利人组织按照其自身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来判断的,其性质无异于权利人的自我证明。这种证明的效力,只能在互信互谅的基础上予以认可,不具有普遍性,更无法与具有公信力的登记机构开具的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效力相提并论。

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不断加强对认证工作的管理,并通过完善著作权登记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涉外著作权认证问题。


(责任编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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